枣红背绿一角券珍贵地位的由来

　　 动荡的国际关系、艰难的国内经济决定了“枣红”的生命周期

“枣红”是第三套人民币最早投入生产的品种，由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葛维墨设计，由我国著名钢板雕刻大师吴彭越雕刻。正面主景反映的是“干部下放劳动锻炼”的内容，采用的印制工艺是双面凹版印刷，使用的是从苏联进口的“小五星”水印钞票纸，于1962年4月率先发行。
 

其实，在“枣红”一角券发行之前，中国人民银行已着手研究其停印和改版的问题了。笔者分析主要原因为：落实周恩来总理的重要指示。周总理早在1959年2月就提出：干部下放劳动锻炼(已然设计上报的一角券上的主图景)是国家较大的改革，但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也是很重要的问题，应在钞票上增加这个内容。周总理建议将这两个内容结合起来放在一角券上，因为一角券流通数量较大，青年学生也经常接触，这样对他们有教育意义；贯彻中央“增产节约”的方针。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“八字方针”，对战胜国民经济严重困难采取了重大决策。中国人民银行积极贯彻中央精神，于当年10月向中央请示缩小人民币票面尺寸以节约原材料的问题，得到周总理的同意。11月，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提出：再缩小第三套人民币角币尺寸，使得主(元)辅(角)币之间的距离更为明显，因辅币印量较大，所以经济效益会更大，辅币的印刷方式可以考虑做到简化。为此196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呈文给国务院，提出为进一步贯彻“增产节约”的方针，将三种辅币(5角、2角、1角)的尺寸再加缩小。请示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；迫于原材料的匮乏，“枣红”的生产时间是1960年到1962年，正值中苏两党关系紧张的时候。1960年7月苏联政府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，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。当时我们从苏联进口的钞票纸已经所剩不多，作为小票面的一角券不可能再继续使用；解决印制工艺复杂、效率低下的问题。“枣红”的印制工艺是两面凹版印刷，工艺相对复杂，生产效率不高，产量与货币发行需求尚有距离。在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呈文国务院的请示中，也提出简化印刷技术的问题一并得到批准。“枣红”随即停止了印刷。

复杂的流通环境、敏感的时代背景让“背绿”过早退市

“背绿”是在自力更生、厉行节约的旗帜下诞生。新版一角币，换纸是必然的。为解决钞票纸的问题，国家在河北省保定市筹建自己的钞票纸厂，从无到有需要勇气、需要志气，当然也需要时间，因为要对技术难关一个个突破。钞票纸的研制被列为“国家十年规划重点项目”，前后五年，历尽艰辛。1960年，第一张无水印钞票纸试制成功，解决了新一角券生产的“无米之炊”。

根据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一角券设计提出的建议，中国人民银行于1959年6月6日将修改后的一角券及其他角券、元券设计稿一并上报中央，获得同意。1963年，新版一角券开始生产。票面主景由中央美术学院专家侯一民设计，仍旧由吴彭越大师雕刻。除票面主景、图案装饰发生很大改变外，民族文字也由正面移至背面，冠字号码由背面移至正面，票幅尺寸由112毫米×52毫米缩小为105毫米×50毫米，主色调由红棕(俗称“枣红”)色改为浅棕色，背面为深绿色、棕色，“背绿”由此得名。印制工艺是正面为凹版印刷、背面为胶版印刷，生产效率得以提高。改版后的一角券于1966年1月开始发行。

“背绿”在流通中遇到了麻烦。此前，第三套人民币二角券也于1962年投入生产，1964年4月发行面世。由于新二角券正、背面的主色调均为绿色，背面汉语拼音行名、国徽、民族文字的位置与新一角券相同，面额数字周围的图案极其相似，因此在一角券“背绿”和新二角券混合流通过程中，有些群众反映二者的颜色近似，不易分辨，有的地方还曾为此引起过纠纷。加上第二套人民币的一角、二角还在流通，市场中票面多且乱，人民群众反映较大。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对此十分重视，几次讨论并制定多项措施，其中就有：适当收回一部分新二角券，以缓和新一、二角券同时在市场上流通而产生的矛盾；立即着手改变新一角券背面的颜色。当时央行的印制管理局修改了一角券，人民银行将票样报国务院财办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同意，并要求“立即准备，必须办好。”

“背绿”停止了生产。印钞厂转入生产第三个一角券的筹备阶段。位于上海的国营五四二厂开始了积极的找色、打样，位于北京的国营五四一厂停止新二角券的生产，也投入了研制与试生产的准备工作。新一角券开始批量生产，正背面主景、花团、装饰、文字均未发生变化，只是背面的颜色由深绿色改为棕色，印制工艺进一步简化，改为正、背面胶版印刷，生产效率得到大大提高。新一角券于1967年12月发行，一直流通到八十年代末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