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套人民币来龙去脉之探究

　　第四套人民币的出现颇为曲折。因为文化大革命，新版人民币的发行计划一再被搁浅，直到1979年。在国务院原则批准的第四套人民币彩色设计稿里，原本没有50元和100元的票券，但改革的经济浪潮最后催生了大面额人民币。

100元上画什么，让设计小组绞尽脑汁。小组成员周令钊说，国庆30周年那天，他看到游行队伍中出现了四辆彩车，彩车上是四位领导的巨幅画像——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一字排开。周令钊茅塞顿开：佰元币何不就放上四个领袖的头像？自此之后，人所共知的100元券主景宣告诞生了。

如果说伟人集体被印上人民币是对中国革命的缅怀，那么把少数民族搬上人民币，就是多民族国家的象征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。

据侯一民回忆，选择人民币上的民族人物是根据当时民委的人口普查数字确定的。凡是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少数民族就画上去，唯独高山族没有达到最低限度，但它是台湾的象征。当时，侯一民、周令钊等人到少数民族地区走了一圈。从西双版纳到贵阳、桂林、蒙古族、回族地区，沿途一万多里。“不光是看人脸，还要观察这个民族的衣服和装饰。”最后专家小组敲定了土家族的黄其萍、朝鲜族的苏春熙，以及侗族的石奶引等。
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黄其萍、苏春熙可能是“熟悉的陌生人”——名字是陌生的，样子却是熟知的。1979年3月，黄其萍、苏春熙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作讲解，突然来了几个新华社的记者和专业摄影师，为她们拍了几十张头像。二人的形象就这样上了第四套人民币的2元券。后来，有人透露2角券上的主人公是黄其萍、苏春熙。为此，有商家找上门寻求合作，均被低调的她们拒之于门外。

与黄、苏二人相似，石奶引也是一不留神成为“名人”的。1980年，有人拿着一张1元券，说她跟钱币上的女孩特别像，这使石奶引想起了一件两年前的往事：她和伙伴们身着侗族盛装，去从江县洛香镇赶集。突然有人从背后拉了她一把，石奶引转身一看，原来是个陌生男子，他旁边还站了两个人。该男子示意她走过来，脸朝侧面站定。石奶引走出人群，按照对方的要求站定，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当了一回模特。回家以后，她很快将这件事情抛之脑后。“要不是后来有人说钱上的女孩像我，这件事我恐怕就记不起来了。”石奶引说。